【前言】
1971年9月12日深夜，中央警备团副团长邬吉成处于休息状态，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睡梦中唤醒。多年从事警卫工作形成的直觉，让他瞬间意识到有重大事件发生。
邬吉成立即抓起电话，听筒里传来汪东兴那熟悉且洪亮的声音：“中南海启动紧急战备！钓鱼台的战备布置由你负责。”
【汪东兴：你到哪里去了】
邬吉成虽不明所以，但“紧急战备”四字让他神经瞬间紧绷。他急忙询问：“战备级别如何？”汪东兴答道：“甲级。部队需出动，布设岗哨，设置障碍物，挖掘防御工事。”
电话挂断，邬吉成片刻未停，径直赶往钓鱼台。依汪东兴指令，他着手安排岗哨布设、障碍设置，直至天色初明，任务方告完成。
邬吉成正忙于事务，突然有下属来报，汪东兴打来电话找他，让他即刻去接听。
邬吉成立即搁下手中事务，快步至电话机边。刚将听筒贴至耳畔，便传来汪东兴怒气冲冲的质问：“四处寻你不见，究竟去了何处？此刻是何等时分，竟还四处游荡！”
汪东兴质问时，邬吉成满心困惑。想到一贯冷静的汪东兴竟无故冲自己发火，还刚交代的事转眼就忘，邬吉成便答道：“不是你说要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吗？我刚去布完岗回来。”
汪东兴下达指令后，中南海随即进入备战状态：随处可见布置的障碍设施，巨大木板上钉满铁钉，铁丝网交织密布，氛围显得格外凝重……
汪东兴传达战备指令时，依保密规定未透露甲级战备缘由。数日后，邬吉成方知中南海事态：林彪副统帅叛逃。其麾下“四大金刚”均掌控重兵，黄永胜任总参谋长之职，吴法宪为空军司令，李作鹏任海军政委，邱会作则担任总后勤部长。
此刻可见，这群人掌控着陆海空三军兵权，若内部生乱，其危害远超外部威胁！
直至此刻，邬吉成方明了汪东兴彼时发怒的缘由。此番，亦是邬吉成所经历的最高层级战备状态。
随后，周恩来总理收到毛主席指令，要求其处置林彪集团核心成员四人。为完成此项任务，周恩来总理在未惊动目标的前提下开展大量工作，最终获取这四人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阴谋活动的确凿证据。
10月下旬，中央签发对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的逮捕指令。此次任务由中央警卫局执行，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，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。
遵照周恩来总理安排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获通知，需于当晚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。
分配抓捕任务之际，汪东兴向邬吉成发问：“今夜要抓捕数人……可清楚是哪些人？”言罢，汪东兴随即安排了抓捕任务及具体行动计划。
警卫团职责为：待黄、吴、李、邱抵达人民大会堂，准其进入，随后拦截其身后随行警卫，把警卫员带至预先设定好的房间进行看管。
黄、吴、李、邱行至人民大会堂北门之际，预先守候的警卫团队员迅速将他们围住。中央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当面宣读中央决定后，警卫人员即刻将他们搀入电梯，送至人民大会堂地下室，随后押解至早已备好的吉普车内。
执行期间，黄、吴、李三人的抓捕行动进展顺利。抓捕黄永胜时，他试图反抗，高声质问：“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但面对体格强健的抓捕人员，黄永胜最终被制服。搜查其随身物品时，发现携带水果刀及药品等物。
邱会作出现状况：迟迟未现身。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，指挥中心迅速安排人员联系邱会作秘书。从秘书处得知，邱会作前往西郊机场送行，将稍晚抵达。
为核实秘书所述情况真实性，工作人员致电西郊机场，通知其即刻前往人民大会堂参会。
邱会作抵达人民大会堂之际，相关人员依既定程序将其顺利拘捕。被捕瞬间，邱会作神情镇定。目睹医生在场，他唤出医生姓名，提出索要几片安眠药。
医生无权自行决定，遂将此事上报汪东兴。获汪东兴应允后，邱会作从医生处取得少量安眠药。接过药品，邱会作礼貌致谢：“多谢！”
邱会作长期饱受睡眠问题困扰，仿佛预知自身行径终将招致恶果。执行搜查任务时，工作人员在其居所查获大量药品，涵盖多种类型。补益类药剂占据显著比例，此现象折射出其日常生活的奢靡无度。
邬吉成于中央警卫团任职多年，历经诸多抓捕行动，此次抓捕却仍在他心中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【邬吉成：我的第一班哨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】
1927年，邬吉成诞生于山西神池县荣庄子村一户贫困农家。六岁时，父母相继离世。此后，他由族人轮流照料，直至十岁。后来，邬吉成开始流浪，靠百家饭度日。
1938年，邬吉成流浪途中偶遇八路军战士李培根。经李培根援手，邬吉成生活得以安定，有了食物果腹。
李培根见邬吉成性格忠厚，便向八路军领导举荐了他。加入八路军后，邬吉成从勤务兵岗位起步，历任司号员、战斗员，亲身参与“晋西十二月事变”“百团大战”等战役。历经多次战斗磨砺，邬吉成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。
1945年，邬吉成调至延安，投身即将举行的中共“七大”安保任务，承担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职责。邬吉成回忆：“我首次执勤，便是在周恩来住所外担任警卫。”
依上级部署，邬吉成抵达延安，被编入一营一连二排。一连属手枪连，执行任务时，战士们腰间别着盒子枪，背上斜挎大片刀，身姿挺拔，尽显英气。
邬吉成回忆，周恩来住所院外有口井，井边架着辘轳。首次执行站岗任务时，恰逢周恩来外出，家中警卫有所放松。邬吉成站岗疲惫，便倚在辘轳上稍作歇息。
邬吉成倚着辘轳休憩之际，周恩来自外步入。尽管周恩来身后有两名持枪警卫随行，但他身着皮夹克，装扮与中央其他领导存在差异。
邬吉成首次在周恩来居所执行站岗任务，此前未曾与周恩来谋面，故无法断定眼前之人是否为周恩来副主席。
依据上级要求，面对陌生人员本应阻拦询问。但此人形似首长，若阻拦出错恐生事端。邬吉成陷入两难之际，周恩来已疾步迈入院内，此时再行阻拦已无可能。
因这件事，邬吉成整日忧心忡忡，饭难下咽。躺下休憩，亦是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。
返回后，邬吉成仍决定将此事告知班长。邬吉成对班长石玉玺讲道：“我执勤期间，有个人进入，观其模样似首长，并非歹人，我便未加阻拦，任其通行。”
邬吉成讲述完毕后，石玉玺眼神中透着疑惑，问道：“那人是周副主席，你怎会连周副主席都不认得？”
班长给出确定答复后，邬吉成心中大石落地，长舒一口气道：“看来，我没选错人！”
为避免邬吉成再次认错对象，班长为其讲述数则有关“周副主席”的事迹，助其深化对周恩来的了解。
提及初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，邬吉成回忆道，当日他于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执行警戒任务，一辆汽车自枣园方向驶来，停在他近旁。接着，一位身形魁梧的首长走下车来。首长步入礼堂后，他才猛然意识到，这位首长正是自己奖章上所印之人。他当即断定，此人便是毛主席。
随后，邬吉成再次接到指令，负责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居所周边的警卫工作。
1947年3月，蒋介石授意胡宗南对延安实施轰炸。彼时，延安已难保安全。
基于全国战局形势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决策：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地区，以此牵制胡宗南部国民党军队，缓解全国各战场的军事压力。
中央警备团接到命令时，全员情绪低落，纷纷表示：“延安乃我革命圣地，岂能拱手让敌？誓与延安同进退，坚决守护党中央及毛主席安全，绝不让胡宗南染指延安半步！”
为凝聚众人共识，毛主席细致阐释：“蒋介石作战旨在扩张领地，夺取延安只为举办庆功大会。我们可暂让地盘。我们作战旨在俘获敌军、缴获武器、歼灭其有生力量，以此增强自身实力。”
语毕，毛主席自衣袋取出一盒香烟，抽出一支置于唇间，继而擦燃火柴，点燃香烟，续道：“蒋介石占据延安，‘双十协定’便遭其撕毁，此举定遭全国民众唾弃。我军撤离延安，预示着西安将解放，南京将解放，全中国都将解放！”
经毛主席悉心劝导，众人思想达成一致，即刻着手撤离延安的筹备工作，随即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。忆及彼时场景，邬吉成述说：
最后撤离的是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彭老总，还有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人。毛主席与江青、警卫排长阎长林及数名警卫同乘一辆吉普车；周副主席则与他的几名警卫乘坐另一辆吉普车。我所在班级，被选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级之一。我们乘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，身后紧跟着一辆带拖斗的小型吉普车。
转战陕北期间，情形恰如毛主席所料，西北野战兵团凭借两万余人兵力成功牵制国民党军二十余万。该兵团运用“蘑菇战术”于西北战场灵活迂回，通过运动作战大量歼灭敌军，有效缓解全国其他战场压力。此举为各战区创造战机，使解放军得以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，为全国战略反攻奠定决定性胜利基础。
1948年3月23日，全国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，自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乘船过黄河，抵达山西临县，5月27日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。
毛主席、周恩来及任弼时等人转移期间，邬吉成等成员编成小队，全程随行护卫。
抵达西柏坡，中央作出调整五大书记——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任弼时、刘少奇警卫力量的决策。紧接着，中央警卫处组建，汪东兴获任处长一职，该处下设五个警卫班，邬吉成被分配至毛泽东的警卫班中。
1949年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久，邬吉成调至中央警备团团部任职。同年3月，毛主席抵达北平，入住香山双清别墅。邬吉成随中央警备团团部进驻香山卧佛寺，以副连长身份投入工作。
邬吉成回忆，因党中央与毛主席驻地邻近香山，诸多关键活动需在城内开展，香山周边及由香山入北平城路线成为警卫核心区域，第47军207师调遣2个团、6个营兵力承担此项任务。
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当日，中央警备团启动一级警备状态，全体指战员高度戒备，严阵以待。针对此情况，邬吉成曾表示：
我们时刻保持紧急任务执行状态，白天一切如常，未见异常。当晚，八宝山方向骤然响起零星枪声。团部迅速派遣一个排前往查探，抵达后却未发现任何可疑迹象，推测可能是特务制造的骚乱。
开国大典结束没多久，邬吉成接到命令，前往师教导队参与学习。学习期满结业，面临工作选择时，邬吉成毅然决定留在部队，持续为保卫党中央贡献力量。
1953年5月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，该团简称中央警卫团，部队代号定为8341。团长一职由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张耀祠兼任，政委为杨德中，副团长则由邬吉成担任。
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，周恩来总理直接部署行动，汪东兴率邬吉成等人员执行对"四大金刚"的抓捕任务，最终成功完成目标并获周恩来总理认可。
邬吉成对周恩来总理怀有深厚情感。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，邬吉成内心充满悲痛。
【周恩来：找钓鱼台的邬】
1976年1月2日，邬吉成意外接到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张树迎的来电。电话中，张树迎语气急促：“立刻前往305医院，总理要见你。”
挂断电话，邬吉成迅速吩咐司机准备车辆，驱车前往周恩来总理所在的305医院。见到工作人员，邬吉成急切道：“快，带我去见总理。”
见邬吉成神色焦急，工作人员告知：“总理再度陷入昏迷，烦请你在值班室静候。”
等待期间，邬吉成方得知周恩来总理提及自己经过。当日中午，周恩来总理自昏迷中苏醒，以微弱声音道：“寻Wu……Wu……Wu……”
工作人员虽能听清话语，可这“Wu”究竟所指为何，无人知晓。见众人猜不透自己想法，周恩来总理费力说道：“是钓鱼台的Wu。”
为确认周恩来总理欲会见之人，工作人员询问：“您欲见的，可是钓鱼台邬吉成？”周恩来总理颔首以示肯定。
张树迎获周恩来总理认可后，立即致电邬吉成。遗憾的是，邬吉成赶来途中，周恩来总理再度陷入昏迷。邬吉成只得在值班室静候，期盼周恩来总理早日苏醒，为他布置任务。
黄昏时分，工作人员寻到邬吉成告知：“总理已苏醒，需先服药，医生稍作处置后，你便可进入。”邬吉成刚准备妥当，又有人前来通报：“总理再度昏迷，你再稍候片刻。”
邬吉成未敢离去，持续在值班室耐心守候。守候期间，他强撑着不让自己睡去，困意袭来时，便倚着墙短暂小憩，随后起身在走廊踱步，维持清醒状态。
次日凌晨五时许，周恩来总理仍未苏醒，邬吉成再次来到走廊，恰遇邓颖超。邓颖超见其久候，关切道：“总理尚未醒来，你已守候多时，莫再在此等候。先回去歇息，待总理转醒，我们自会通知你。”
邓颖超关怀备至，令邬吉成深受触动。话刚出口“好的”，旋即又提出一个要求：“能否容我在门外，远远看总理一眼？”
邓颖超听闻邬吉成所言，微微颔首。随后，邬吉成步入周总理抢救室，透过半开的门扉，远远瞧见周恩来总理身形已极为瘦弱。邬吉成心中泛起酸楚，在门外向周恩来总理行了一个军礼，而后悄然离去医院。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。
获知消息，邬吉成迅速抵达北京医院，协同工作人员妥善安置周恩来总理遗体，随后满怀哀痛返回中南海。
周恩来总理治丧会议中，邬吉成获任治丧期间安全组负责人之一。其后，邬吉成与战友一同将周恩来总理遗体护送至八宝山并完成火化。
7月6日，朱德元帅与世长辞，邬吉成再度承担起葬礼安保职责。9月9日，毛主席溘然长逝，邬吉成满含悲痛，为毛主席守卫了最后的时刻。
一年间，三位杰出人物接连离世，邬吉成内心接连遭受沉重打击。
周恩来总理自昏迷中苏醒后提出要见他一事，始终令他心存疑虑。步入晚年，邬吉成对此事依旧难以释怀，他表示：
周总理究竟会给我怎样的嘱托？我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，彼时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均居住于此，此处是他们的活动据点。周总理最后一次住院前，始终与他们暗中周旋。我始终觉得，周总理要交代的事情，或许和被毛主席称作“上海帮”的江、张、王、姚四人有关。周总理临终前，将我叫到病榻前，这是对一名警卫人员的极大信任。所以，在追思周总理的时光里，我内心的感触，比旁人要多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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